▲荷兰前驻华大使杨乐兰。重庆晨报记者 胡杰 摄 记者 李晟 报道 这是一张诞生于1940年1月8日，由当时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发放的防空洞进出证，它的主人当时只有9岁，来自荷兰。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之后，这张防空洞进出证，会形影不离的跟着这个当年的孩子走过漫长的74年人生路。 昨天，荷兰前驻华大使杨乐兰，再次来到曾经居住的荷兰驻重庆大使馆旧址（特园，现在的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寻访自己幼时的足迹。“这张防空洞证跟了我一生，我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它，因为我觉得，是重庆赐予了我一生的好运。”今年已84岁高龄的杨乐兰说。 我是坐着滑竿被抬进重庆城的 当大雾最终散去，飞机在珊瑚坝上的简易机场安全着陆时，杨连山与妻子，还有他们最小的儿子杨乐兰，终于开心地团聚了。 “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隔70多年，杨乐兰对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旅途依然记忆犹新。杨乐兰说，当时不能直接从上海去重庆，他和母亲先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飞机去重庆，途中必须飞越日本军事管制区，随时有被击落的危险。 “在我们前往重庆之前，已经有好几架飞机被日本军队击落，在踏上来重庆的飞机前，妈妈和我都很害怕。为了躲避日本军队的视线，我们不得不在晚上飞行，飞机上没有灯。当我们飞越日本军事管制区时，可以看见日本人搜寻飞机的探照灯。” 飞机并没有直接抵达重庆，而是备降成都，杨乐兰说，因为重庆冬日的大雾，他们没有办法降落，只能在成都等待雾气散去，才再次飞往了重庆。 抵达重庆前，杨乐兰和父亲已经有半年多时间没见了。杨乐兰说，他是坐着滑竿被抬进重庆城里的。而那段长长的石梯和从来没有坐过的滑竿，成为了他对重庆的第一印象。 中文老师可能是高罗佩太太的妹妹 刚到重庆时，杨乐兰和父母暂住于康宁路上（现已无法考证具体位置）的临时居所。1940年1月，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帮助下，荷兰公使馆和官邸得以落户于渝中半岛中山四路23号的特园，杨乐兰一家也随之搬到那里。 在新的居所里，杨乐兰开始了他在重庆的生活。“当时我觉得很孤单，因为整个公使馆里，只有我一个外国小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整个重庆城里，都只有我一个外国小孩。外国传教士的小孩们都居住在城外。” 杨乐兰说，自己在公使馆内的生活很简单，上午有一位重庆《纽约时报》记者的太太来为他上英文课，下午则是一位中国的年轻女士来教他中文。 “那位女士很年轻，我已经不太能记得她的名字，不过我感觉，她应该是当时荷兰公使馆官员高罗佩太太水世芳女士的妹妹。”杨乐兰说。 回忆起这段重庆的学习生涯，杨乐兰笑言自己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经常不做老师留给我的家庭作业，害羞的中文老师又不忍心苛责我，所以我现在的中文才这么糟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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