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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座弃婴岛探访:变相鼓励遗弃争议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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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座弃婴岛探访:变相鼓励遗弃争议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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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1 0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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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石家庄市
社会
福利院门前设立的第一代“婴儿安全岛”供图/CFP
第二代“婴儿安全岛”面积增加到2.5平方米
婴儿床、保温箱以及上方的红外探测仪
奶瓶、报警器以及值班夜巡的手电本月初,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公开表示:“设立弃婴岛,正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是并行不悖的。”
在政府传递“弃婴生命为先”态度的同时,由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设立的“婴儿安全岛”已经运行了两年半。目前,南京、西安、深圳都已经或开始或计划试点“弃婴岛”。
设立“弃婴岛”是不是变相鼓励遗弃行为?民政部的支持已经使争议逐渐消除。然而,北京青年报记者日前探访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发现围绕着“弃婴岛”还在产生新的现象或讨论。
比如,“岛”内的婴儿安安稳稳,而“岛”外的遗弃者们普遍战战兢兢,被迫常年与人们玩着“猫鼠
游戏
”。再有,弃婴被福利院接收后,由于残障原因而难以被家庭收养,如何为这些孩子找到最佳归宿、有无可能在制度上避免遗弃行为,成了下一个被讨论的话题。
又一次警报响起
12月18日晚7点半,值班人老孔正在拎起暖瓶准备给自己倒一杯热水。这时,桌上的无线报警器响了。嘀嘀嘀……
这个让老孔心慌的声响一般都发生在半夜或凌晨,这么早就出现,让他没有意料到。值班人放下暖瓶,箭步向门口走去,隔着值班室的弧形大玻璃向外张望:两个男人的背影—一个年轻一个上点年岁—正极其慌张地向外跑去。看着这两个慌张的背影,老孔嗤然一笑。“你们就是不跑,我还能去追你吗。”一会儿的工夫,两个男人上了一辆
汽车
,飞速开走了。
慌张逃去的背影,这倒是老孔所熟悉的。事实上,他到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值班室任职以来,所见过的遗弃孩子的家长,全是背影,没有一个能得见正脸儿。
他顾不上那些家长,因为他们留下的弃婴,将在随后的一两个小时内成为值班人和福利院忙碌的重心。有很多孩子在被遗弃前都是刚刚经过抢救,生命气息本就微弱,入冬时节的寒冷又对他们形成了威胁。从被遗弃到由福利机构接收,为了避免弃婴在这段时间受到二次伤害,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2011年在门外建起了一个弃婴接收站,以及相应的一套安置、警报系统。弃婴家人推开门进入这个收容站后,系统延时发出警报,触响了值班室里面的报警器,值班人才能第一时间接手弃婴,从而进入将其收入社会福利机构的流程。
作为值班室的看门人,及时听取警报并接受弃婴,成了远比看大门更重要的一项工作。老孔曾经一夜之间经手处理过四名弃婴,几乎都合不上眼,满耳充斥着警报声和孩子的啼哭声。随弃婴放置的,有不少都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些“没有能力救治,请求给予帮助”的内容。没人留下更多东西,比如联系方式。
此刻,老孔快步走出值班室,推开了福利院大门外几步之遥、一个叫做“婴儿安全岛”的小屋舍的门。此时那辆汽车已驶入了福利院旁边的“福利巷”,即将拐上东侧的“时光街”而后远去,他们身后,被留在“安全岛”里的那个婴孩,被遗弃的时光也从此开始。
“岛”上提供的安全
“婴儿安全岛”是一个红顶白墙的小屋子,它内部2.5平方米的范围内,放置着一张婴儿床、一个婴儿保温箱和一个延时报警器。保温箱能够提供适宜的温度、湿度和氧气,保障弃婴的生命。但此时的这名婴孩,和老孔见过的其他大部分弃婴一样,只是被摆放在了那张小床上。据他说,这些家长顾不上放进那个需要手动操作的保温箱,而是把孩子往旁边的小床上一放就慌张离开了。
老孔把这个包裹在小被子中的婴儿从床上抱起来,一掂量,就是“两三斤”的分量。“像是个早产儿啊。”他说。随后他又发现,这个女婴的手背上、头上都有针眼,看样子是在医院接受过抢救治疗。他赶忙把孩子抱进了值班室,然后首先给桥西区的西里派出所打电话报警—接收弃婴的流程,首先要由公安机关出具弃婴的身份证明,再给福利院的“儿童楼”致电,请他们派专业护理员来照看婴儿。
两名民警很快从相距一公里的西里派出所赶来。登记做证明的间歇,24岁的民警小杨抱着女婴,脸上满是爱怜之情。“这么好看的小孩儿,怎么说扔就给扔了。”他说。老孔见识得则要更多些:相貌讨喜的、衣不蔽体的、满头针眼的……有一次,他竟然在婴儿床上发现一个三岁大的弃“婴”,当时昏睡着怎么叫也叫不醒。抱到值班室的一个小时后,这男孩才悠悠醒转,睁开眼便大哭,却不说话。在场的护理员都议论:睡得这么死,看样子像是家人给吃了安眠药,趁着睡迷糊了扔在这儿的。据老孔观察,这个孩子“长得挺漂亮”,但腿脚向外侧翻转,流涎不断,是脑瘫的症状。
最让他揪心的是:这个已经三岁大的孩子嘴上不会说,但心里应该什么都明白。
小杨对这些弃婴的父母表示不满,但老孔反而劝他说:还没做父母你不明白,但凡有办法,谁愿意扔了自己亲生骨肉呢。一番手续办妥后,两斤重的女婴被护理员抱回儿童楼去了。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设有孤残护理中心、康复中心,具备医疗条件,除重症患儿外都在院内收治。
至此,这个瘦小的女婴有了一个新的居所,成了这座福利院中300余名孩子中的一员。
“鼓励”弃婴行为?
但关于门外这个“安全岛”的讨论还在继续。
一般来说,遗弃行为都发生在半夜或凌晨,尽可能避免被人发现。而此次警报在傍晚就响了,“估计是,关于‘安全岛’的报道一出去,好多人来扔孩子时胆儿也大点了。”有人这样说。
2011年6月,这个“安全岛”落成投入使用,成了国内首个弃婴接收救助设施。但一种质疑声音始终盘旋在这个小小的屋舍之上:设立弃婴投放站,是不是等于变相持默许态度、在客观上鼓励了遗弃的行为?
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在两年半前引入“安全岛”,她有自己的考虑。“以往多年工作中,我们发现由于没有专门的弃婴放置场所,弃婴经常被遗弃在外面,幼小的生命受到恶劣环境及动物侵袭的影响,导致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韩金红说,“既然弃婴现象不可避免,那么及时施以救助就是我们的责任。”
福利院业务科的工作人员范利志也一直认同院长的理念: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的弃婴行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婴儿被遗弃的后果。“有人说这是‘鼓励’弃婴,我认为这是不存在的,”范利志说,“父母遗弃孩子总会因为种种难以克服的现实原因,不会因为有了个‘安全岛’,这部分人就有所增加。”
福利院提供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设立弃婴岛的第一年,石家庄福利院所有途径共接收婴儿75个,低于2010年同时段的83个和2009年同时段的105个。
截至2013年11月底,工作人员一共从这个“婴儿安全岛”里抱出了181个弃婴。“据我们统计,以往遗弃在院门口及附近的婴儿入院后,存活下来的约为三分之一。而弃婴进入安全岛后,死亡率明显降低。”韩金红说,“经入院体检发现,弃婴外伤、发高烧以及患肺炎的数量锐减。这说明婴儿安全岛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来到福利院工作的第一年(2010),范利志在院门外清理杂草时曾被一个纸箱一绊,低头看时,发现了里面一名已经夭亡的男婴;就在几个月后,“婴儿安全岛”建成投入使用。而那次见到死婴,也成了范利志人生里唯一一次面对面见证死亡。此后再没有过。
弃婴者的“猫鼠游戏”
在更多人的见闻经验中,弃婴者也并没有“受到鼓励”。相反,这些父母和家人在遗弃婴儿的过程中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暗处”被迫和人们玩着“猫鼠游戏”。
“他们一方面
知道
自己违法,一方面又心里有愧,所以从来都不敢见人的。”老孔说。虽然国家民政部不仅对“婴儿安全岛”予以支持,而且还正在将该院的经验推广至全国各地,但家长们还是生怕被人看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刑法》规定,家属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的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
更多地见证弃婴者窘态的,是负责附近两条街的环卫工人。54岁的郑玉田和51岁的刘金荣负责福利巷和福凯路的清扫工作已一年多了,其间他们曾多次在这两条街上见到家人遗弃孩子。就在最近的14日和15日,他们就先后见到过两起遗弃行为。“提包”和“纸箱子”,在他们眼里都成了敏感词。
“这些人知道该把孩子放在福利院附近,好让人看到后抱进去,但又不敢靠近放到那个安全岛里,生怕那里有人准备着逮他们。”刘金荣说。于是,这种矛盾的心态首先落在了两位环卫工人身上:家长们普遍选择凌晨4点左右来遗弃孩子,而这时也正是环卫工人开始上班工作的时间。
9月份的一天凌晨4点40分左右,刘金荣扫地时发现,空旷的街道上来了一个男人,若即若离地在她附近转悠。“我往东边扫边走,他也跟着我往东来;等我再扫回西边,他又退回去。”刘金荣心里有点打鼓,还嘱咐郑玉田把电动车推进他们的宿舍里,防着对方偷窃。郑玉田后来大着胆子喊一声:“干什么的!”结果那男人放下个手提包撒腿就跑。两人上去一看,提包里放着一个孩子、一袋奶粉和20元钱。
“他们就是想借我们的手把孩子送进福利院,但又怕被我们见到认出来。”郑玉田说。这一年多以来,两名环卫工人成了“拾遗者”,每次都是他们首先打110报警。“有的孩子真挺漂亮。要不是及时发现就得冻死。”他们说。
同样被遗弃者弄得哭笑不得的还有老孔。他时常看到陌生人白天在福利院门口转悠“踩点儿”,当天晚上则一定有弃婴警报响,这都被他总结成规律了。还有一天早7点,老孔即将准备下晚班,就是出门打早饭的几分钟工夫,回来后发现“安全岛”里就被放进了孩子—两个!一个放在小床上,另一个干脆在地板上。“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盯着我,看我一离开就赶紧进来把孩子扔下。”老孔说。
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设立“婴儿安全岛”之初曾考虑过安装监控摄像头,但为了消除遗弃者对承担法律责任和道德谴责的顾虑,最终否决了这个方案,而且采用延时报警器,一切都为了弃婴能被安全妥当地接收。不过对于遗弃者们忌惮的心态,福利院工作人员们表示,这的确是目前无法解决的矛盾。
“安全”之后何处去?
12月18日下午3点,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来了一名访客。一名来自北京顺义的李女士计划前来领养一名孩子,作为个体户从事电子商务的她,目前有精力和财力来弥补自己没有孩子的遗憾。对于为什么不在北京就近向福利院寻求帮助,李女士的回答是“在北京排不上队”。
所以,当日李女士特意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高铁来石家庄咨询此事,但在听到业务科工作人员介绍“300多个孩子里没有一个健康的”之后,她打消了领养的念头,赶火车回京了。“我就是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毕竟照看一个有疾患或残障的孩子,投入太大了,我有点负担不起。”李女士说,她想像她的朋友们那样,领养到一个健康漂亮的孩子。至于为什么那些朋友能有机会“抢到”健康孩子,李女士表示“人家都有关系”。她透露,哪个福利院收到了健康完好的孩子,首先就输送给提前建立好“关系”的人家了。李女士的朋友圈里,包括不止一位知名演艺界人士。
业务科的范利志摇摇头,看着李女士走了。“这段时间关于‘安全岛’的报道影响力出去以后,好多人来我们这儿想领养,还有的从内蒙古特意赶过来。”范利志说,“但他们一听说我们这儿没健康孩子,都调头就走。他们说,‘不是听说你们这儿有安全岛吗?孩子们不都应该是健康的吗?
中国
公益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表示:不管福利院的条件有多优越,家庭,始终是孤残儿童的最好归宿。但健康的孩子首先被“挑”走,剩下的残障儿童怎么办?
月初,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示,在对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民政部将积极争取将事实上无人照顾的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同时积极探索推进儿童保护制度。“民政部将探索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将现有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司法保护、社会保护等各方面政策法规进行整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儿童保护网络。”
值班室里,老孔合上报纸,提出了自己更具体的想法:国家何不对患有先天性疾患或残障儿童的家庭予以补贴,让他们有财力能够治疗、养活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是不是多少避免了遗弃行为?孩子还是留在家里好啊。
这个有些忙乱的晚上的最后,他开始归置东西:报警器、手电、钥匙,还有一个已经冰冷的、供弃婴们在值班室的这段间隙里噙着,以给予他们短暂慰藉的小奶瓶。他但愿今夜这些东西不要再被用到。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薛雷(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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