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手记

　　最近几年，重庆经济发展呈现持续向好的态势，GDP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三，其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多居于全国前列、呈现均衡发展态势。原因在哪？在刚刚闭幕的十七届重庆内陆开放国际合作论坛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给出了解释，即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把拉动增长的消费、投资、外需这“三驾马车”掌控好。具体到重庆，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改革释放了内陆开放的红利。

　　在论坛上，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民也表示“重庆的内陆开放与国际合作值得深思”，他进一步分析，重庆之所以能连续几年发展势头强劲，关键是抓住了五个大机遇。近五年，几乎每年5月，赖小民都要来参加内陆开放论坛；与此同时，华融的总资产从350亿已涨到4000多亿，成为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净资产涨了4倍多，相当于再造了四个华融。赖小民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金融家、企业家都是用脚投票。在会上，赖小民还提出了华融跟重庆全方位合作的路线图，并表示华融要扎根重庆，为重庆发展“尽点心、出点力”。

　　我们今天先看看黄奇帆的现身说法。以下文字根据黄奇帆在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开放给重庆带来了发展的红利

　　按照会议要求，结合重庆的实践，跟大家分享一下内陆开放的体会。

　　重庆是我国内陆地区的直辖市，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的定位是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也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开发开放的增长极，同时也要求重庆成为长江黄金水道经济带上游的中心和枢纽。按照这样的定位和发展的要求，直辖15年来，特别是中央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大开放以来，重庆在开放环节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比如，引进外资从每年几亿美元到近几年每年都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全国每年引进外资则为1000多亿；进出口方面，从每年几十亿美元——比如在十年前约为30亿美元，五年前为六、七十亿美元，去年达到687亿美元，几乎涨了十倍。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年，重庆的进出口增长了十倍，平均每年增长50％以上。今年1—4月份，继续保持了75％的增长，这都是令人关注的现象。

　　开放的成果也带动了经济较高速发展和经济结构较大的调整。比如说，重庆已经连续四、五年，GDP增长都保持在全国前三位，今年一季度增长为全国第一位，工业增加值增长也连续几年保持全国第一位，今年1—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13％，也为全国第一。财政税收也增长得比较好，企业利润也比较好，去年3000亿元，占GDP的20％，全国31个省，GDP中利润总量占比25％的很少，整个中国近60万亿元GDP，全部境内的企业，包括国有、民营、金融、商贸、房地产、各行各业，利润十几万亿，在近60万亿元GDP里，也是20％不到。

　　GDP的利润含量比较高，就会使得企业逐利而来，到重庆投资，所以重庆工商企业的户数增长得也很快。六七年前，重庆工商企业的户数是20万户，去年底涨到50万户——不算个体户，只是说金融危机以来的这六七年，重庆企业户数涨了一倍多。

　　企业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有市场、有效益，各种要素成本、运行成本比较低，效益比较高，资源能够进行优化配置。

　　去年重庆工业利润涨了42％，全国增长第一；今年1—3月份，重庆的工业企业利润又涨了55％——当今经济下行压力大，产能过剩情况严重，油电煤气运的成本又进一步提高，所以企业利润，特别是工业企业实体经济效益下降，重庆能够保持55％的增长，应该是很愉快的。

　　而利润结构方面也很不错，工业利润900亿元，比重是比较大的；金融业利润900亿元，说明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比较高，事实上也的确比较高——金融业的GDP占比8．5％，在全国排在第三位，上海占比13％左右，北京占比15％左右；还有商贸流通企业，各种服务业600亿元；房地产加建筑业600亿元，这个结构也比较合理。所以重庆的整体经济结构在开放的带动下，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以至于我们有信心，重庆今后三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保持10％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继续保持这种效益的趋势也是可能的。重庆现在经济拉动模型是“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进出口继续起到了支撑作用，对GDP的贡献率在40％以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重庆的未来充满信心。开放给重庆带来了发展的红利，开放给重庆带来了结构的调整，开放也使重庆成为内陆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开放的瓶颈、薄弱环节在内陆，开放的最大潜力、发展重点也在内陆

　　对于开放，我们有三点认识：

　　第一，当今中国经历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开放的瓶颈、薄弱环节在内陆；开放的最大潜力、发展的重点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也在内陆。改革开放35年，进出口从每年几百亿美元，发展到每年4万亿美元，其中85％是沿海9个省形成的，广东一个省就有1万亿美元，上海也有6000亿美元；引进外资方面，现在全国每年1500亿美元左右，沿海地区就占了1000亿美元，内陆所有省份加起来为400多亿美元。重庆这几年跨上了100亿美元的台阶，排在全国第九位。总体看，我们的外资引进和进出口都以沿海地区为主，内陆21个省进出口只占15％，引进的外资只占20％左右，这个比重很低。

　　所以说，这几十年，内陆和沿海的差距主要是开放的差距，不管是GDP的差距，人均生产力的差距，还是观念的差距，企业竞争力的差距，都和开放有关，所以要通过更有力地推进内陆开放来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今后我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第七章专门讲到了开放，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内陆和沿边开放。在我理解看来，中央要把内陆的开放作为我国整体上更大开放的着力点，通过五年到二十年的努力，最终使中国内陆和沿海达到同样的开放度。

　　第二，开放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文化，与地理位置关系不大。比如在欧盟28个国家里，没有听到有人说，德国、瑞士没有西班牙、荷兰这些沿海国家开放程度高，事实上其开放度是一样的，整个欧盟海关制度一体化，开放的体制机制也是一体化。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是一种制度安排。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内陆完全可以跟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我们西部和中国内陆地区重要的责任。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认识，就是开放可以倒逼改革，而改革是能促进开放的。开放可以倒逼国内不适应开放的制度措施进行改革，包括关税制度，包括各种产业结构的安排，政府审批各种项目的体制。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开放的措施到位。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微小的机制性改革，都可能使我们的开放走出坚实的一步；没有改革内在的机理性的措施，开放的目标也不能实现，所以改革和开放是手心手背，是一体两面。

　　内陆开放要抓好三件事，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

　　我想，重庆这几年，在内陆开放方面能够取得一点效果，是和这些理念有关系的。

　　要抓好一个地方的开放，特别是内陆的开放，我们认为要抓好三件事：一是大通道建设，一个是大通关建设，一个是大平台建设。

　　第一是大通道。与世界联系，要么通过航空，要么通过铁路、水路、公路，要么通过电讯、通信、网络联系，这些通道必须足够畅通。否则，缺什么补什么，什么不通通什么。比如说，重庆这几年，有个目标是要生产1亿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各种网络终端产品，其中95％是卖到全世界去的，这个95％当中又有40％是到欧洲的。如果重庆的产品运到沿海，再通过沿海运到欧洲，绕个大圈子，时间多花一个多月，成本也很高。怎么让重庆的货能够不绕这个大圈子——这就是渝新欧的由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创造了一个新的开放通道。

　　仔细看重庆到西安与兰州的铁路几十年前从来有之，为什么没有成为欧亚大陆桥的通道？文化制度、体制机制没有到位，不是硬件问题。首先是通关，涉及到沿线1万多公里，有6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海关，都要对外来商品进行关检，如果一个企业把货从重庆发出到德国，中间五六个国家不断关检，要办很多手续，要耽误很多时间，然后还要交很多的费用，那企业宁可坐船花一个半月到欧洲。

　　为此，我们协调了六个国家的海关。欧共体国家的海关从来一体化，一听就懂，一呼百应，我们只花了四个月时间就促成了六个国家便捷通关协议，成功地把欧共体的跨国铁路海关运行监管机制用到了渝新欧。二是六个国家的铁路当局，都有一张铁路运行时刻表，如果不打通，你的火车开到别的国家就是开开停停，1．2万公里可以开二十多天，变成慢车。我们把六个国家的铁路当局、运输公司拉到一起开会，几个月开了几次会，也很容易地达成了共识，大家觉得跨国的铁路应该是最快的快车，应该一路绿灯，有了这个认识，五定班列就出来了：定起点重庆，定终点德国杜伊斯堡，中间1．2万公里有120个车站，哪些车站要停，大家共同商量，十个车站停，路径就定好了。再有六个国家铁路运行的价格不同、运费不同，那一路过去应该一个价，大家协商，叫定运价。此外，还有定运行时间。五定班列一出来，不管是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兰，还是到德国，速度是最快的，别的火车都要给它让路。这个意义上，它是个制度安排。

　　现在的渝新欧，重庆方面能够每周发三个班列，缺点是回头货，一个班列过去，1万公里开到欧洲，满箱过去，空箱回来，这也有个运行成本的问题。是不是降不下来？关键是重庆必须成为中国的铁路口岸，而且必须是一类口岸，中国的铁路一类口岸就三个，北京、上海、广州。如果不是口岸，欧洲货到重庆不能出关，那就白搭。所以，国家口岸办、海关总署有关部门已经同意重庆试运行中国西部内陆第一个铁路一类口岸，这个有了以后，回程货问题就能解决：欧洲货运到重庆，重庆本地销掉一点，还可以贸易批发辐射内陆——重庆500公里半径上有2亿多人口，1000多公里半径上有5亿多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口岸打通了渝新欧回程货的瓶颈。这就讲到了一个通道。

　　同样重庆还有长江黄金水道，重庆港是上游航运的中心，过去每年的运输量只有1000万吨，这十年已经上升到1亿吨。长江黄金水道顾名思义，最核心的黄金就是在水道上，几分钱每吨公里，这么低成本的通道当然该畅通，当然是连接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和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好选择。

　　再就是航空，十年前重庆机场一年进出300多万人次，今年可以到3000万人次。联合国有个统计，这五年，全球各大机场，客流量、货运量增长最快的是重庆——第二是迪拜，迪拜经济理事会秘书长哈尼·拉希德·阿勒·哈米里先生今天也在这个会场，迪拜是第二，大家都知道，是很有名的旅游中心地。这方面关键是国际航线，近五年，在民航总局支持下，重庆增加了28条货运和客运通向世界的航线，几乎每年增加五六条。大通道为重庆内陆开放创造了一个硬条件，但是这个硬条件里有很多是制度、文化、体制机制软条件一起配合的。

　　第二是大通关。内陆开放最大的问题是内陆海关形同虚设，我国31个省份都有正厅级的海关，但是有的海关有1万人，有的海关仅100人，而这100人往往还没事干，因为如果你关检了，2000公里运到沿海，中间走私了怎么办？只能重复关检。怎么让中国沿海海关和内陆海关能够实现像渝新欧这样的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七章里讲到的一件事，是作为改革的措施必须实现的。重庆这几年已经实现了和上海、深圳、新疆阿拉山口等一些重要的出海口、出关口一体化，我们还要进一步让重庆和整个西南的六个省之间的海关一体化，内陆兄弟省市的海关也要监管互认，做到共享信息。包括内陆保税区和沿海保税区，保税区的货物到保税区都是关境之外，不要办出关、进关、再出关、进关的手续。但这一体化之间500公里、1000公里的距离，车运、水运、空运等如何监管？真做起来了,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物联网的发展将使监管变得更容易。

　　第三是大平台。这里讲的大平台主要是指保税区，内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保税区是少不了的，保税区不管在哪儿都是关境之外、国境之内。以前有个认识，保税区既然是关境之外，国境之内，一定在沿海沿边，内陆离国境线太远，这个国境之内、关境之外，好像不可思议。所以中国在1999年—2005年，15年批了27个保税区，内陆基本没有。如何让内陆有保税区？2010年，在温家宝总理、王岐山副总理的支持下，我们办了两个保税区，即西永微电园综合保税区和两路寸滩保税区，一共17平方公里。批了以后这几年，应该这么说，四川、贵州、陕西、宁夏、湖北，都星罗棋布，一批保税区都起来了，这个很重要。重庆保税区从2010年批准，2011开干，从无到有，三年时间形成了300多亿美元进出口量，又带动整个重庆区外300多亿美元，去年687亿美元，有300多亿美元是保税区干出来的，如无保税区，就不会有六七百亿进出口增长十倍的效果，所以保税区很重要。

　　当然，两江新区也是一个大平台。此外还有一些小平台，比如我们各个区县都有一些开发区。

　　这是我讲的第二方面，就是一个地区是否开放，要有三大要件：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如果三大要件都具备，那么开放基础条件即是到位的。

　　开放不开放，关键还得看产业

　　判定一个地区是否开放，三大要件只表现在投资环境上，最终结果还得看产业。产业是企业家来干的，是靠商品、产品结构来体现的，是社会服务能力相关联的。这方面，重庆最近这些年，应该说努力地推进了三件事。

　　第一，吸引外商更多地到重庆投资。我们在内陆，外资投资比重很低，以前每年只有一两亿美元的外资，这个外资在重庆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就是1％到5％，很低；经过我们这几年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吸引外资，比重已经从5％以下上升到了GDP的15％，明年有望达到20％，到2020年有望达到25％，那就与沿海兄弟省市靠近了——现在每年100亿美元，那是资本金，包括外资的贷款融资在一起，等于每年有2000亿元的投资，就会有2000亿元的产出，有五六年累积，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上去。

　　外资多了以后，它的产业结构也会调整，因为外资会把全球的资源、要素、市场、技术、产品都带进重庆，使得重庆和全世界的市场要素交换更多。比如说，金融危机前，重庆台商投资在全国31个省排第19位，到2011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到第四位，仅次于上海、江苏、广东。这些台资除了中小企业以外，最重要的是台湾十大最重要的制造业企业都在重庆集群投资，那就形成了几千亿的产值，所以它的比重什么的都上去了。

　　第二，对引进外资的产业结构也要调整。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和进出口有关的有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以前沿海加工贸易比较发达，内陆都是一般贸易，内陆之所以做不了加工贸易，是因为物流成本。沿海的加工贸易两头走外，大进大出，如果零部件、原材料2000公里运到沿海，产品再2000公里运到沿海，成本上去了，没法搞。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只能在沿海搞——要简单地直接搬到内陆根本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加工贸易百分之九十几都在沿海，内陆几乎为零。如果内陆整机加零部件形成一个集群，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把零部件原材料80％、90％本地制造，这时候零部件原材料和整机工厂之间的物流成本接近于零，劣势就变成优势。现在五个品牌商下单，六个代工企业总装，870个零部件企业在重庆——这些零部件企业不仅是数量，而且它的价值量到明年年底也能达到80％在重庆生产，这就把物流成本低效率变成高效率。同时把加工贸易只做总装这一端变成做大量零部件，而零部件制造包括芯片、液晶面板、PCB集成线路板等等，恰恰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端产业，任何电子产业的零部件都是最高端的，任何电子企业的总装恰恰是附加值最低的——这和汽车产业相反，搞总装、四大总成附加值高，搞零部件附加值低。

　　物流解决了，同时又把零部件制造、研发、加工和销售结算一体化在重庆集成。我们算了一下，一个电脑500美元，一般的加工只是六七十美元；零部件占一半，250美元，如果有80％就是200美元；然后我们把销售结算体系也拉过来，也有几十美元；还有部分企业把研发也放在重庆。这几块加总，百分之六十几的营业额都留在重庆，比传统的只做总装的百分之十几的概念实惠得多——这是我们加工贸易结构的转换。

　　第三，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可以带动一个地方的第三产业向新的行当发展。传统的服务业，不管是传统的金融业、商贸零售、交通运输、各种中介，等等，当然都要发展，但是当今世界，和工业系统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关联，自身又产生和互联网相关联的新型服务业——我们认为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后，会在中国的贸易结构里起三个1／3的作用，就是一般贸易1／3，服务贸易1／3，加工贸易1／3，现在我国进出口是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服务贸易4．5:4．5:1，重庆去年近700亿美元，大体上也是服务贸易六七十亿美元，占10％，其他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各一半。

　　现在我们努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服务贸易，这里边主要是五项。一是跨境电子商务，重庆是全国五个试点之一，现在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都打通了，引入几十家跨境电子商务的公司网站，同时又引入了一批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外汇结算的第三方结算公司，包括像中国邮政这样的物流运输，都是邮包进出。这个体系健全起来，我们相信每年会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增长。二是保税商品展示中心，中国人每年到欧洲、美国旅游，上千亿美元买东西，原因是国外奢侈品在国内售价贵百分之四五十，中国老百姓到外边就背货回来，关税流失，同时国内市场也消失——这一块市场就丢给国外了。我们现在要利用渝新欧，把欧洲货直接运到保税区，中国老百姓不管重庆的还是外地的到这里买东西，买了东西以后出关一样交税，但因为中间环节统统没有了，价格就便宜一大截，现在刚开张三个月，卖了1亿多美元。三是离岸金融结算，到去年做了1000亿美元。四是大数据服务，已经有30万台服务器在建设。五是保税区里边的选择性征税、委托加工、保税维修等等。

　　在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的投资环境下，把大的外资企业、大的加工贸易和我们的服务贸易能够调整好——最终还要服务周边地区。所以我们有信心，也有内在的需求，要在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腹地和兄弟省市共同发展，和四川成都形成成渝经济带，同时也和贵州、广西，和整个西南地区，争取形成一个贸易流通一体化、城市交通一体化、金融融通一体化、产业集群配套一体化，另外城市群功能也应该一体化，在这样的西部区域性的五个方面一体化的背景下，把重庆的事做好。

　　（唐汉整理）